虽然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未减压力备受全球关注，但近距离观察中国内部各地区的增长模式，却告诉你不一样的故事。中国国家统计局近年来公布的31个省市季度和半年度GDP增长数据显示，重庆和贵州这两个西南省市，最近的经济表现非常出彩。而同样是资源丰富的山西，虽距离北京不远，则日落西山。巨大的增长差异也在都曾是重工业主导的省份出现。一个刺眼的现象是，天津、山东和江苏增长强劲，而东北三省和河北则出现了经济衰退。

地区增长格局发生的这些明显变化，与其说刻画了总体增长率的下行趋势，还不如说显示了增长动能的改变。那些增长率强劲的省份，无一例外地归因于本土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的扩张。即便是出口占比较高的上海和浙江，也因为服务业的超常增长而大大减轻了出口市场的收缩对本地经济增长造成的巨大冲击。

2008年，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危机后的“新常态”，中国经济不得不加快了“再平衡“的步伐，以适应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化。“再平衡”意味着中国的增长需要从长期以来依赖鼓励出口加工的产业政策向更多依赖国内本土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增长促进政策调整。

地区增长动能的这些变化对中国未来的增长具有长远的含义。在集中于制造品出口的战略中，把本地的制造业优势纳入到全球生产链(global production chain)是个关键，也是过去那些以出口为导向的成功的经济体在产业政策上的重心。但当经济增长的政策重心转向国内市场时，政策的出发点不再是如何嵌入全球生产链，而是如何面对和服务本土的多样化需求或者需求链。这一重心转移必然为那些与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高度关联的产业发展提供机会。

曾几何时，这些与消费者需求多样化高度关联的产业却被划分到了“服务业”(services)而不是“制造业”的统计口径。但不可否认，这些服务业当中的很多与制造业密不可分，比如交通运输、房地产、信息和通讯设备等，它们至少具有较强的后向关联，支撑着对基础设施和设备投资的强大需求。所以，与传统的看法不同，这些服务业的扩张并不必然挤出制造业，同样，扩大“消费”这些服务品当然也并不挤出“投资”。

尽管这些年来通讯，信息、交通、物流、金融、保险、房地产、医疗和教育等产业在中国发展较快，但它们本来可以有更快更好的发展，是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更大的贡献的。研究显示，尽管服务业的总体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但以上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却显著高于制造业而不是相反，这一点也许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在最近一篇讨论韩国经济增长趋势的论文里，高丽大学的Jung-Wha Lee教授的测算发现，交通运输、房地产、信息和通讯设备等行业的人均增加值(value added per worker)平均要高于制造业的平均值，在美国如此，在日本和中国也是这样。这说明，假如这些行业在中国有更快的发展，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外部冲击就要小很多。

不过，正如日本和韩国过去的经验表明的那样，从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转向依赖多样化的本土需求的增长模式是艰难和痛苦的。毫无疑问，中国正在转型之中，而且之前形成的GDP增长趋势可能因这一转型而改变。日本和韩国的情形表明，转型的代价巨大，难免增长骤然降速，弄不好也可能滑入陷阱。

尽管中国有潜力巨大的消费者规模，并且2008年以来外部冲击造成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为经济结构向这般服务业的转型提供了机会，到目前为止显示出结构转型积极信号的省份也寥寥无几。事实上，受制于大多数地区的结构转型的痛苦和代价，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仍难以得到缓解。

这些表明中国的结构转型面临更多根本性挑战。这是因为，与加工出口业的单一模式和嵌入全球生产链的增长政策不同，基于本土需求多样化的产业发展依赖更高的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也需要更多的金融支持，更公平和更自由的市场准入制度，换句话说，对治理和制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条件依然需要通过中国政府坚持不懈的结构改革来加以创造和改善。不可否认，结构改革的难度正在对中国的领导人提出巨大挑战。

不仅如此，中国还面临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城市化过于缓慢的进程。过去25年，中国基于出口战略的工业化政策尽管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城市化的进程依然十分落后。实际上，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城市化进度相当落后，而且城市人口因为大城市发展受到政策限制而过于分散。大城市群的缺失和过于分散的城市人口限制了那些具有很强网络关联效应(network externalities)的服务业多样化的发展空间。而这些网络关联效应较强的产业具有很好的生产率增进的功能，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当然也必不可少。

当中国经济正在把增长的动力转向非贸易部门——信息技术、通讯、交通、物流、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的时候，城市化的滞后成为一个现实的障碍和巨大的潜力。中国需要在未来10-15年里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建设。在实现增长模式的改变和结构的转型方面，加快城市化理应是中国头等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