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海3岁男孩洛洛，不幸患上了“神经母细胞瘤”，并被确诊为晚期。家人通过爱心平台发起众筹后，经历了一喜一忧两场风波：求助信在网上和朋友圈疯狂转发，3小时筹到90万元，两天筹到170多万元，距200万的目标数只有一步之遥。可是，在网友曝料父母开豪车、家中有多套房产，并在新加坡治疗后，不少人觉得“热心被泼冷水”，质疑声铺天盖地。
网友担心可以理解，在很多人迫切需要雪中送炭的时候，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爱心被拿去“锦上添花”，所以看到求助者有车子、房子这“一动一不动”(注：民间对动产、不动产的俗称)时，会疑惑甚至气愤。
爱心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去年“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后，广西杨彩兰在微博谎称父亲在附近上班，获得同情“打赏”近10万元，一审获刑三年，罚金八千。今年年初，一男子冒充“知乎女神”，自导自演一出女大学生无钱治病求捐助的戏，骗捐15万元，更是让人哭笑不得。骗捐能够得手，就在于骗子可以躲在网络背后的“小黑屋”里，根据不同的“剧情”，凭空捏造各样角色，让网友产生共情心理，或怜悯，或悲哀，之后被操控着掏光钱包。
骗捐早晚会露馅，一旦被发现，也能依法打击。还有一种慈善捐款，则让好心人和求助者都倍感尴尬。2月份，德国留学生要众筹500万元治疗白血病，在中国、美国等众筹平台募捐，因医疗费用、医疗保险等多个信息不清，遭遇强烈质疑。3月份，《这边众筹救女那边晒旅游照》的新闻，把为11个月大重病孩子发起众筹的父母推到风口浪尖，人们质疑善款不该挪作他用。显然，因为信息沟通不畅，好心人和求助者一旦心存芥蒂，信任被打破，继续求助的无法求助，继续捐款的无法捐款，作何选择都会纠结不已。
洛洛的众筹之旅，也因信息沟通不畅，遭遇了相似的不信任难题。首先，父母发出不完整的求助信息，很难获得百分百信任，爱心人捐款时同情心更多些。因此，一旦有风吹草动，爱心就会风声鹤唳。如果父母早点把因病致贫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把治病需要的艰辛历程和三级贫困证明摆出来，车、房就不会成为救命的“拦路虎”。其次，为了救人不停转发信息的爱心人，实际上并没有核实所转内容，就直接用自己的信誉为其“背书”，一个个朋友圈扩散出去，求助信息失真或被误会的可能性极大，质疑之声也恰在这里反弹。再次，众筹平台致力于从技术层面抵制求助者的贪念，可“事后诸葛亮”式的被动，若不能及时告知爱心人的钱花在何处，也会因信息梗阻有所担忧。
信任一旦缺席，爱心就无法生存，个人遭遇天灾人祸时，向他人、社会求助的渠道就会被封死。而信任的基础则是信息互通，求助者除了必要隐私，其余部分需要透明。即将实施的慈善法，将依法保障和信息公开结合起来，个人可以求助，但个人不能募捐，必须由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才能发布募捐信息进行募捐。简言之，求助者个人信息要向民众公开，慈善组织作为独立第三方，实际上承担了审核、发布信息的责任，募捐之后也要向爱心人“报账”。
看到身陷绝境的人求助，人们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一把，这是人之常情。如何集中人之常情的资源，建立“他人有难你我支援”的救助机制，法律规范、信息沟通、平台开发等“一个都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