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距离最近的“滴滴”总也叫不到，几乎成了打车人的共识；许多人都觉着不快捷、不方便，按了人情世故推测，大家难免心中不爽。于是，就有自称懂经济的人士挺身而出作解释。

解释得确实很有些道理。核心意思就是，不把最近的“滴滴”派给你，“为的就是全局最优”，对此，“打车人”要予以充分理解。“懂经济”的解释者还好心地举了一个既浅显又很能说明问题的小例子：

甲、乙二人同时叫“滴滴”，周边恰好有两辆“滴滴”。A“滴滴”距离甲、乙的车程分别为2分钟和3分钟，B“滴滴”距离甲、乙的车程分别为3分钟和7分钟。如果甲叫到了距离自己最近的A“滴滴”，则乙只能接受B“滴滴”，两人等车的总时间合计为9分钟；如果心存“全局最优”的平台，把B“滴滴”派给甲，而把A“滴滴”派给乙，虽然甲损失了最优选择，但两个人等车的总时间却下降为6分钟，于是总资源节省了三分之一。对“全局”而言，这无疑是最优选择。

这个小例子确实很能说明点儿问题。不过，这个小例子显然并非“最优例子”，自身还存在一些小问题，于是，解释起一个充满博弈味道的、复杂的经济活动来，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吃力。

单就这个小例子本身而言，最大问题是，甲乙二人不能同时实现“最优选择”。甲“最优”（等2分钟），乙只能“最劣”（等7分钟）；乙“最优”（等3分钟），甲相对于只需等2分钟的“最优”选择，马上坠入要等3分钟的“最劣”境地。也就是说，一方的“最优”总是要以另一方的“最劣”为代价，这就有点儿“零和博弈”的味道。带了这种味道的一种出行解决方案，显然既不“经济”，也因与时代精神相悖而难以持久。

如何改善这个方案呢？大约也只有两个途径：

一是甲乙二人商量好，今天你“最优”，明天我“最优”，没有了“总是倒霉蛋”的担忧，二人的心情应该轻松不少，于社会和谐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在现实中，甲乙的“商量”当然不可能，于是就需要派车平台有一颗足够公允的心，甲乙二人的利益都照顾到，当然也就没矛盾。

二是多派车。如果在甲实现“最优”的同时，还有一辆C“滴滴”距离乙也只2分钟的车程，于是甲乙二人就实现了“共赢”。不过，新问题马上就跟过来，“滴滴”运力陡增50%，B“滴滴”的心情马上就不爽。

如此看来，太简单的例子，许多时候很难准确说明一个复杂问题，尤其当这个问题还带了博弈味道时，“小例子”非但不能帮忙，助人理清思绪，反而还会添乱，有打马虎眼的嫌疑了。“懂经济”的解释者举这么个“小例子”，宽慰“我为什么总叫不到最近的‘滴滴’”的抱怨者，有心也好，无意也罢，多少还是让人心里不舒服。

其实，要让抱怨者闭嘴，大约也不是什么登天难事，只需让“打车人”时不常地尝尝“最优”的滋味即可，比如，叫“滴滴”十次，有五六次“最优”，估计便没人满世界瞎叨叨，叫十次“滴滴”，一次“最优”也没有，打车人有意见，也真是再正常不过。现在信息技术极为发达，“滴滴”平台要有心把每个乘客都照顾到、照顾好，在技术上应该一点儿难度也没有。不愿意做或者没想到可以这么做罢了。

当然，大家总有“叫不到最近的‘滴滴’”的疑惑，还可能存在一种情况，即平台或有自家的“亲兵”或“盟军”，在这种情况下，有生意、有好生意，依了凡夫俗子的心路历程揣度，当然“肥水不流外人田”，肯定要给自家人做。若真存在这层关系，打车人总也叫不到最近的车，当然也就没啥可奇怪的。

因此，大家讨论“最近的‘滴滴’为什么总也叫不到”这个纯技术的问题时，前提条件一定是存在着一个“纯技术”的平台。没有这个基础——当这个平台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的时候——讨论这样的纯技术问题，就实在没意义。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