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当心越南渔船上的枪

5月的休渔期即将来临，现在是海南省三沙渔民短暂的丰收季节。

浪尖上讨生活。强台风、海盗、邻国执法船……崔思义17岁起就随父出海，这些他都曾遭遇过。

“不要磨蹭，快点卸（货）！”步话机中传来崔思义沙哑的嗓音。

码头上，船员、妇女、孩童等家属临时拼凑成一支搬运工队伍，一箱箱海鲜从船上运到冷藏货车上。花甲之年的崔思义经营着一家13条船的渔业公司。家中，女儿和儿媳妇守着一部海事卫星电话，昼夜轮流，每隔一小时询问出海渔船的情况：在哪里？打到多少鱼？周边是否发现“怪异”的船只？

让渔民冲到最前线

如今，最让崔思义感到纠葛的是，那些悬挂着越南国旗的“渔船”。海南的三亚、潭门以及广西北海等地的渔民多次反映，他们在南沙、北部湾等海域遭到外籍渔船的抢劫、抓扣。这些外籍渔船上配备手枪、冲锋枪，有十几名年轻的船员，通常用中文或英文发出各种指令，情急之中会讲出一口流利的越南语。

早在上世纪60年代，越南渔民就开始“一手持枪，一手撒渔网”，活跃在“海上胡志明小道”等相关海域上。从受害中国渔民的描述判断，这些武装起来的渔船极有可能就是越南的海上民兵。

2009年11月，越南国会以89％的支持率通过《民兵自卫队法》，规定越南渔船队出发时，要搭配一组执行自卫任务的民兵随行，为越南渔民出海“保驾护航”。

悄然运作多年的海上民兵自卫队正式成军，越南渔民冲到了海洋争端的最前线。他们既充当该国海军、海警等机构的“耳目”，甚至还参与海上斗争，直接威胁和攻击中国渔民，步步挤压中国渔船的活动空间。

“越南人的渔船又破又小，生活条件也很差。” 崔思义对越南渔船的记忆里，中越“兄弟加同志”的革命友谊依旧浓厚。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年轻的崔思义经常随村里的“海上生产队”远赴南沙，由柴油动力的渔船拖着大大小小的帆船组成简陋的“混合船队”。

那时中越双方关系并没剑拔弩张，两国渔民时常都会遭遇各种海上劫难，或柴油、淡水泄漏，或大风大浪，甚至有船员突患重病。相互“拜码头”的规矩倒是很多：渔船要远远地停泊在岛礁外，只能派出两名能说会道的船员驾着小舢板去求助。有一名船员双手举着白色的半截袖，以示没有恶意。

“How do you do”，几乎是崔思义唯一娴熟的英语，也是“拜码头”的必用语。紧接着，中英文夹杂以及手忙脚乱的比划说明来意后，再把小舢板上载来的海鲜、啤酒等礼品一股脑儿地奉上，对方通常不会拒绝提供帮助。

南海局势日趋紧张，这种“拜码头”的情景已是明日黄花。

如今，越南的海上民兵无孔不入：岘港市3000 多名渔民中设有13个海上民兵排，协助渔民赴中国西沙海域作业；庆和省的1万多名渔民和近 2000 艘渔船中也有更为庞大的民兵组织，他们配备远程步话机、红外夜视望远镜及枪支等。

中国渔民唐突上岛求救无异于羊入虎口。崔思义说，越南海上民兵自卫队还经常主动出击，他的渔船要“绕着走”。

抛向南海的“胡萝卜”

每一艘越南渔船行动的背后，都闪现着该国政府以及军队的影子。

最大规模的政策扶持始于2014年8月。越南政府出台“67号议定”生效，这项政策鼓励渔民制造大型铁壳渔船，从而把近海捕捞逐步延伸到经济效益更高的远海捕捞。此前，越南的渔船大多在近海作业，小功率的越南渔船难以到达南海捕鱼。

“（越南）政府确实支持我们去一些争议海域捕鱼，不但给予我们很多后勤方面的帮助，还经常派船搭救‘遭遇危险’渔民。尤其是海警部队，他们经常派舰船驱赶‘中国船只’，这让我们这些去南海捕鱼的越南渔民有了安全感。”一艘名为“富安船”的渔船主阮陈光也承认。

这两年，越南渔民大型渔船猛增。越南通讯社2016年2月的报道说，广义省共有35位船主，庆和省共有28位船主获得政府的扶持性贷款，平定省有35位船主签署新造渔船合同。

越南平山县平正乡渔民裴德清是“67号议定”的受益者之一。依靠越南政府提供的低息贷款，他购买了一艘功率近750马力的渔船，造价54亿越盾（折合约人民币160万元）。《越南之声》援引裴德清的话说，“作为渔民都希望有一艘大型渔船。新造这艘渔船后，我们夫妻俩无比高兴。只盼着渔船下水并出海捕捞，渔获丰收，改善生活。”

越南政府还开始禁止建造小功率的渔船，意在迫使近海渔民远海捕捞。不过，即便拥有冲撞优势的大型渔船，越南渔民仍不愿意冒着随时被抓捕的风险而远赴南海。

狡黠的越南渔民，甚至用政府扶植的大船在近海捕捞。越南各级政府大为恼火，继续抛出“胡萝卜”：陆续推出免税、燃油补贴等政策鼓励渔民远赴南海，甚至被中方罚扣的渔民还能得到越南政府的“补偿”；越南政府还为渔监、海警配备重枪重炮，为渔民侵渔撑腰；海上民兵自卫队也在强化，每艘赴南海作业的船只上至少有两三名持枪的民兵，每十艘渔船组成一个排，集体出入南海。

“我们扣押一艘越界的越南渔船后，周边就会有很多渔船成群结队地前来助阵，他们组成很专业的‘海上阵形’，我们的对讲机中经常收到他们急促的呼救声。”中方一名海洋执法人员说，不经过专门训练的普通渔民，根本无法组织起如此有效的反击。

颇似古希腊海战的阵型。越南《青年报》援引越南富安省高级官员黎万直（音）的话说，“我们的专业人员还向渔民传授了一些应对紧急事件的方法。（越南）渔民在海上一定要团结一致，互相帮忙。我已经指示富安省农业发展部向本地渔船提供一些应急装备。”

南海盛产珍贵的金枪鱼，越南政府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2015年10月31日，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还出席捕捞设备交接仪式。越通社报道说，这些设备由日本客户无偿向平定省渔民赠送。区区几百万人民币的设备捐赠仪式上升为最高政治规格，这意味着越方不惜一切机会将南海问题“国际化”。

近年来，为刺激渔民赴南海侵渔，越南政府还出台通讯、医疗等各种配套措施。最近，越南农业部正为3000艘远洋渔船安装全球卫星通讯系统。早在2013年，平定、广义等15个省市建设大批岸基信号站，还向渔民发放了两千多台远程通讯设备，可与全球定位系统链接。《越共电子报》2015年12月21日还报道说，由越南官方媒体发起的“连接东海”项目，旨在鼓励社会向渔民赠送通信设备。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实验3号”综合科学考察船完成南沙海区继续科考作业，曾遭一艘悬挂越南旗帜的伪装渔船长时间尾随。

侵渔成越南社会共识？

2016年1月13日，富安省劳动联合工会、边防部队指挥部向遂和市、球江市、遂安县、东和县等四个市县的渔民赠送1000面国旗。越通社评论说，“向渔民赠送国旗这一举动，对渔民们来说是一种鼓励。”

一场整合政府、军队与渔民的社会化运动，在越南大张旗鼓地进行着，越南新闻媒体走在这场运动的前沿。越南通讯社、《人民报》《青年报》等越南主流媒体都开辟中英文专栏，宣传越南对南海的主权诉求，鼓动越南社会把焦点转向南海。

这场社会运动之外，越南政府还试图从历史传统中寻找运作的另一个载体。每年正月初三，越南沿海地区都会举办盛大的“开渔节”。锣鼓声中，几十艘渔船悬挂着越南国旗以及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大幅照片争先恐后地出海，一些民间文艺活动也同步演出，以鼓舞渔民远海捕捞。

越通社等官方媒体推出的范氏金莺等民间艺人，其作品也大多鼓吹渔民到“黄沙”（中国西沙群岛）、“长沙”（中国南沙群岛）等地区捕鱼。

音乐也是一个社会运动的重要风向标。2009年7月，南方周末记者曾赴越南平定省采访发现，除政治主旋律与流行的情歌之外，最受越南社会欢迎的莫过于民谣，尤其是一代代渔民所创作的船歌，推船曲、收网曲、送魂曲等，它们大多反映渔民们日常的劳作与生活，也被赋予政治含义。

历史上沉寂多年的“黄沙水队”“长沙水队”的故事也被搬了出来。2013年4月28日，越南广义省公开举办“黄沙民兵水军队长范友日陵墓”落成典礼。2016年2月22日，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同中央工作代表团前往黄沙“雄兵海队”家乡考察，向“黄沙水队”陵墓上香，并鼓励渔民进行远海捕捞。

“黄沙水队”遗址已被开辟为国际旅游线路，越南还筹划着把范友日的故事拍摄成电影，把海上民兵自卫队也融入进来。揭开历史的旧账，一些越南学者还以此佐证越南在南海地区的主权可追溯至阮朝。

“越南早期在南海附近进行的海上作业，派出的都是劳役性、临时性的船队，仅仅是为地方统治者捡拾海物舶货，根本算不上是一级政权，无从行使管辖权，更不能算越南统治过这两个群岛。”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专家认为，当时南海已经是中国的领土，即便越南以政府行为去宣示主权也不合法。

“支持南海侵渔已成为越南社会的共识。”海南师范大学副研究员郑泽民认为，越南社会支持渔民南海侵渔的方式主要是举办各种活动，包括晚会、赠送、募捐仪式、纪念活动、海洋与海岛周等。这些社会活动几乎席卷整个越南社会，只为鼓励渔民把渔船驶向中国南海。

“遇到他们（越南渔船）要当心，每条船上至少有一名‘间谍’，他们有枪是敢要人命的。”通话中，崔思义不厌其烦地告诫带队出海的“船老大”。2000年以来，崔思义等海南渔民也发现，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军舰和海上执法船也多了起来，他们会相互鸣笛或以旗语示意，并发来“注意安全”的叮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