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3月21日起，首批3只小渔船载着23位越南难民至北海口岸后，4月即进入爆激高潮期，最多时，一天内有多达70艘渔船1800多人逃难至此。北海市政府即可在天涯海角的海角岸边，搭建起以竹木、油毡纸为材料的临时住房，连绵占了14000多平方米，临时上岸的10286名难民自此蜗居在此。时至1979年12月底，从海上、陆地两通道进入北海口岸的越南难民已超过了7000人，滞留在北海口岸的难民有近3万多。到1985年，从河口入境的越南难民已有5万多人，在县内安置的有4000余人。

周亚生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与中国有关，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的地角港联合国难民署开办的华侨小学里，那是1978年，9岁的周亚生随父母从越南逃到了中国。

学校里是岁数不一的越南难民子女，制度却和普通中国学校没有两样。照常地升中国国旗，唱中国国歌。

1978年，在越南已经无法生存的周亚生一家搭乘4米长的小艇，被“大船”拉扯着五天四夜漂到了地角港。“大船”也只有7米长，是周亚生的舅舅与其他难民合买用来逃难的，一船背贴背挤着几十个越南鸿基华侨。周亚生一家6口人挤不进“大船”，修了小艇用绳索绑在“大船”后。

老凹厂村居住着118户从越南来的难民。48岁的老凹厂居民李玉林清楚记得1980年逃亡到中国时的场景。在一个黑夜，母亲带着他们兄妹4人沿着山路从越南 过境到中国。担心手电筒的灯光会引起越南军人的注意，他们不敢开灯，几个人走成竖列，后面的人紧拉着前面人的衣服，一步一步趟过山头……难民们开垦荒地， 种玉米和香蕉。30多年过去，现在村里面大多数家庭都盖起二层小楼，30多户家庭买了小轿车。

“不想再回越南了，我是个中国人，做梦都想要加入中国国籍。”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后，这是老凹厂村队长邓文林最大的心愿。邓文林出生在越南勐康县，因为排华 潮，10岁时和家人逃到中国。虽然还有亲戚在越南，但邓坦言“对越南非常陌生”，他在中国的生活比在越南的亲戚好上太多。谈话中，“我们中国人” “他们越南人”这样的表达时不时出现，这表明，这些难民内心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人。邓文林不会说越南语，李玉林只记得几句。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云南当地农民一 样，爱抽大烟筒的水筒烟，而越南人多是用小烟筒。

老凹厂村是当地建设和治理较好的几个难民村之一。难民还投票选举出队长、副队长。邓文林和副队长李玉林6年前就职，制定村规民约，比如严令禁止赌博、打麻 将。因治理较严，老凹厂村的经济发展比周围村落要好。村民们对生活基本满意，最大的愿望是通往村子的土路可以被改造成硬化路。因为路不好，下雨时车辆无法 通行，来村收香蕉的人就会把价格压低一些。

和老凹厂相比，位于河口岔河的189难民村显得破落很多。村里面至今没有通上自来水，住的大多是小平房。因为难民生孩子多，原先分配的耕地早已不够用。 2005年以前，他们没有身份证和户口本，只能待在家里，无法出去打工。189难民村的妇女主任王华芬是为数不多嫁到村里的中国公民，她的4个孩子跟着父 亲都是难民身份。王华芬说：“难民这个词不好听。时代在发展了，我们想摘掉这个帽子。”据她介绍，由于贫困和身份问题，村里面的男子不好娶老婆，现在还有 一些40多岁的光棍。

自2005年起，河口县政府给难民颁发了身份证和户口本。在户口本上籍贯一栏是空白。拿到身份证和户口本，对他们来说是最值得庆贺的大事。此后村里很多年轻 人去广东打工，有的在外地结婚生子。出生在河口的陶兴珍说，和她一样出生在中国的年轻人都认为“自己是纯正的中国人，越南和他们的生活已没有任何关系”，加入中国国籍能满足他们“身份认同”的需要。河口县民政局副局长邓绍金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虽然这些难民没有中国国籍，但已和中国公民一样享有很多基本 的公民待遇。据了解，2003年起，当地政府给他们纳入城镇低保。村里的难民也享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临时救助等。2011年起还进行危房改造和美丽家 园建设项目。